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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國務院機關的所有辦事機構都撤銷了，財辦和財貿(mào)政治部的200多人，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于是我被抽調(diào)到新組建的國務院總理值班室工作。 “文革”開始后，國務院機構長期處于癱瘓狀態(tài)，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受到極大影響，為收拾殘局，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主持下，由幾位當時尚能工作的領導同志組成了“國務院業(yè)務組”，周總理親任組長，李先念任副組長，主持日常工作。成員有粟裕、蘇靜、余秋里、方毅、劉西堯、袁寶華、李震、陳華堂、丁江等。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調(diào)到中央工作之后，都兼任國務院業(yè)務組的副組長，協(xié)助周總理和李先念同志工作。 當時國務院業(yè)務組的工作面很寬，國家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生活、黨政軍民學，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無所不管。為業(yè)務組日常工作服務的就是國務院總理值班室。當時的值班員有十二三人。我在值班室先后承辦過財貿(mào)、文教、衛(wèi)生、外事、政法及軍隊等方面的文書處理、通訊聯(lián)絡、會議會務等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我基本上住在機關，成天守在領導同志身邊，隨時準備承辦各種公務。 1970年，全國棉花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工作，先由負責這次會議的全國供銷總社軍代表和供銷總社的同志執(zhí)筆。但多次拿出的草稿均未通過。先念同志讓我去幫助他們，我用了一個通宵完稿。后經(jīng)先念、登奎、國鋒等領導同志審定通過，以中央紅頭文件印發(fā)各省市自治區(qū)。 1971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文件，也是多次討論通不過，先念同志讓我去幫助寫成當年財政工作情況簡報。中央以紅頭文件印發(fā)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參照執(zhí)行。 在值班室工作時，我深感到對發(fā)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有政治敏銳性，及時向領導匯報。并從中深切體會到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事無巨細，心中始終裝著全國和人民。 如一次，夜里兩點左右，北京市政府值班室來電話:“東城有的糧店市民排隊搶購面粉”。我寫好電話簡報立即向值班室負責同志匯報，“這反映了一種社會動態(tài)，應即報總理”。負責同志說不要因這些小事打擾總理。幾分鐘后，總理電話詢問此事，負責同志為此向總理作了檢討。 還有一次，半夜一點左右，北京市政府值班室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有人哄搶英雄紀念碑四周的鮮花”。我立即寫了電話簡報，但負責同志又以不因小事干擾總理未報。不過幾分鐘后，總理電話查問此事，并批評值班室為什么不及時報告。負責同志寫了書面檢討。 1971年9月12日，我正值夜班。半夜北京軍區(qū)值班室電話說:“沙河機場有一架直升機不明原因深夜起飛!”此情緊急，我立即直接報總理。第二天清晨，中南海的氣氛十分緊張，警衛(wèi)部隊全副武裝，進入臨戰(zhàn)狀態(tài)。我們都感到出大事了，但誰也不敢做聲。后來，我們聽到總理向業(yè)務組成員傳達林彪出逃的情況，有如晴天霹靂，我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黨內(nèi)會出現(xiàn)如此駭人聽聞之事。 在值班室工作的幾年，特別是后三年內(nèi)，我分工聯(lián)系衛(wèi)生部，這是周總理直接分管的一個部委。因此，我直接守在總理身邊承辦各種具體工作的時間也較多些。 周總理不分晝夜的忘我工作，我們也不分晝夜的守在總理身邊，隨時辦理各種公務。總理的辦公室在西花廳，但他批閱文件，找人談話，召開會議，主要在東花廳假山會議室。批閱文件時，總理逐字逐句的反復閱讀思考推敲，每個標點符號都用紅色鉛筆重重的點過，錯用的都予以改正，還不時的詢問我們有關事項的一些情節(jié)，我們回答不出時，就立即找有關部門的同志前來研究處理。當時，總理的活動，不準錄音、攝影，更不準錄像，也沒有現(xiàn)代化的辦公設備。傳遞文件、回答問題、草擬文電，隨時找人，記錄談話，到鉛印廠排印校對材料和交辦事項等等，使我們每天忙碌不停。 在總理身邊工作時，他老人家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關懷備至，常聽到他深情地講“我們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總理的人格魅力深深教育感染著我，受益極深。在總理值班室工作的那些日子，許多事情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作者：衛(wèi)生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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