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百業待興，僅為中醫藥事業“鋪路奠基”的人就難以計數。 黨中央、國務院為加強對中醫藥事業的領導，于1955年派郭子化同志為衛生部副部長。郭子化同志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他是在衛生部門和社會上出現一股輕視、歧視中醫的逆流中頂風而上的。那時郭老年已六旬，帶著多年戰斗中留下的慢性病，立即開始在全國各地四處奔走的調查摸底。他到北京中醫醫院調研時，我曾跟隨市衛生局原中醫科長郗霈齡老中醫前去迎接過他。當時郭老在中醫界已有較高的聲望，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有強烈革命責任感的領導者，一位和善的忠厚長者。郭老對籌建中醫藥教學基地，組織編寫審訂中醫藥學教材，籌備建立中醫藥科研基地等方面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周恩來總理的具體指導下， 1956年在北京、上海、成都、廣州，同時建起四所中醫學院，僅用半年時間均如期開學，其校舍、師資、教材等等幾乎全部是自己動手、艱苦奮斗、克服重重困難辦起來的。其中的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前身）副校長哈玉民是一位年輕的知名中醫，帶領全校教職員工日以繼夜地趕編教材，還要顧及有關籌備工作，他由于勞累過度肝硬化已到晚期，并不肯住院治療，邊吐血邊工作，直至學校開課又堅持開辦了北京市第一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后，才默默地離去，年僅42歲。次年，南京等大城市也辦起了中醫學院。1962年郭老又著手組織調查組，籌備和落實在九大城市建立九個中醫藥研究基地的工作，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基本落實，并陸續開展了科研工作。郭老還對辦好中醫醫院、繼承老中醫學術經驗（包括民族醫藥），組織西醫離職學習中醫藥的基礎性工作都十分重視。不久，“文革”的暴風雨襲來，此時的郭老已到古稀之年，怎耐那番折磨，終于在1975年與世長辭了。郭老夫人黃海明同志說：“郭老是抱著對中醫事業的無限留戀，還想為之再拼一搏時離開我們的。” 崔月犁同志在平津地區做黨的地下工作時，就和醫務工作結了緣。1958年他任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后，剛上任不久（于1959年2月）即在市委召集各大直屬醫院黨委書記、院長各區縣衛生局局長、市衛生局局長和各科科長（我當時在局中醫科工作，是局里派去做記錄的）開大會，崔月犁同志在會上做了《關于加強中醫工作的報告》，報告結尾要求各區縣各單位黨委認真檢查一次對黨的中醫政策執行情況，并要求為進一步做好中醫工作制定規劃，還要求將檢查情況向市委匯報。崔月犁同志的這次報告經過整理于1960年初發表在市委機關《前線》刊物上，題為《樹雄心立大志，努力研究整理祖國的醫藥學遺產》。此舉在衛生系統產生了很大反響，為全市衛生部門黨委加強對中醫工作的領導打下了一個良好的思想基礎。為了動員高水平西醫在臨床中向老中醫學習的問題，他親自找到友誼醫院黨員院長談話，要求他們在西醫病房里每周定期請名中醫查房、會診，由水平較高的西醫跟隨學習并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療，經過一段實踐獲得了較滿意的效果。這些做法曾在市里某些大醫院推廣，曾掀起了一股在職西醫學習中醫的熱潮。 崔月犁同志1982年出任衛生部部長后，到各地視察時，見到“文革”中中醫事業遭到的破壞和損失，就決心要把中醫藥學包括民族醫藥學這份寶貴遺產保護繼承下來，發揚光大，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為此，他曾多次親自向中央領導匯報實情，為中醫事業爭取了財政專款，風聲傳到各中醫機構時，猶如“久旱逢甘雨”；這筆專款使中醫系統至今受益。為更有力地加強對中醫工作的領導，他認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認為應該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中醫管理機構。為此，他親自到國務院陳述理由，所起的作用是非同尋常的。終于在1986年，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許多省市也相應地建立了“中醫管理局”。1987年初崔部長在即將離任前，抓緊時機邀請了北京市衛生局局長、中醫處處長到部里座談，他肯定了北京市中醫工作成績后，著重指出北京市應及早建立“市中醫局”的問題。指出北京市的特殊地位和所負的歷史重任，月犁同志還在會上親自宣讀了國務院對他的任免令，表達了自己對黨的衛生事業和中醫工作的始終如一、鞠躬盡瘁。這是我最后一次聆聽崔部長講話，也是使我感到震撼和記憶最深的一次。不久，北京市經市政府批準正式成立了“北京市中醫管理局”。 衛生部原中醫司老司長呂炳奎同志也是老革命，曾在游擊戰爭中腿部受傷。他早年學過中醫且有較高的醫術。在中醫司工作時他拄著拐杖艱難地各處奔走，為中醫藥事業“呼吁、吶喊”。他不怕權勢、不怕攻擊，在“文革”中他多次上書黨中央、毛主席，報告中醫事業遭到破壞和遭受詆毀的實例。在他離休后，我和局里同志去看他時，見他家住的幾間小平房幾乎是到了該拆遷的程度，但這一切都絲毫不影響呂老“一個心眼”的去考慮中醫事業。衛生部原中醫司副司長林偉同志離休后一直忙著為中醫工作做調查研究，直到臨終前還關心著中醫事業的發展。原中醫司還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徐永暉大姐，也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醫事業。先輩們的光輝業績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作者：局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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