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西化就像劇院外邊掛的牌子是梅蘭芳，里面唱的調子是朱逢博。”在1982年4月召開的衡陽會議上，時任衛生部長崔月犁一針見血地指出，中醫的唯一出路，是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
語畢，場下掌聲雷動。
“中醫得救了!”正如參會代表們所言，崔月犁的這次亮劍，為中醫藥事業和中醫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終于標定了正確的方向。
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中醫醫院整頓和建設的意見》《全國中醫醫院工作條例(試行)》《努力提高教育質量，切實辦好中醫醫院》3個文件，指導了當時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藥院校的建設，強調中醫醫院和中醫學院要保持中醫特色，重視中醫的傳承和中醫隊伍的培養提高。
那是新中國成立33年以來，衛生部第一次召開的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藥院校建設工作會議。從那天起，衛生部支持中醫的鮮明立場傳遍大江南北，“振興中醫”的響亮口號鼓舞了整個中醫隊伍，中醫開口必談衡陽，“衡陽會議”成為更為普遍的說法。也是從那天起，中醫院和高等中醫藥院校建設步入發展快軌。
開出一劑“強身健體”的處方：讓中醫醫院回歸本位
衡陽會議召開之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十年動亂使中醫工作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文革”前，全國共有371所縣級以上的中醫醫院，到了1979年，只剩下了171所。中醫醫院的建設與管理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況，大批中醫醫院被“拆廟趕神”，老中醫坐診的中醫科紛紛垮臺。在當時僅存的中醫醫院中，也有相當一部分管理混亂、嚴重西化。
攻堅克難 恢復重建——
面對被“拆廟趕神”后處境窘迫的中醫醫院，先將“廟”搭起來是關鍵。然而當時中醫事業發展的資金少之又少，要求各省市地方財政支持中醫幾乎沒有希望。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崔月犁匯報了中醫的現狀，提出國家應該對中醫建設增加專項撥款，最后國務院總理拍板，同意給崔月犁1個億。
這1個億讓當時的中醫經費幾乎翻了番。不滿足于此，崔月犁又找到各地領導，提出如果省里出1塊錢發展中醫，衛生部也會出相同數額的錢，對市(縣)也如此。很快，他便用1個億的資金調動了地方財政的投入，縣級以上中醫醫院建設終于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1983年，衛生部制定了《關于加強中醫專科建設的意見》，隨后，各地中醫醫院積極開設健全中醫專科診室或創辦中醫專科醫院。同年，衛生部通過了《關于加強中醫醫院急癥工作的意見》，指出“積極開展中醫急癥治療工作，是振興中醫事業的戰略措施，是推動中醫醫、教、研深入發展的重要環節”，并提出“先擬就高熱、厥脫、中風、痛證、血證(出血)等急癥以及所需的制劑 ”，開發了一批急救中成藥，提高中醫醫院的急診水平，改變了中醫“慢郎中”的形象，從而推動了全國各中醫醫院的中醫急癥科室的建設。
1984年5月，衛生部發布《全國中醫醫院醫療設備標準(試行草案)》，對中醫醫院配備醫療設備提出要求。同年6月，衛生部中醫司制定了《中醫醫院醫療質量和效率統計內容和標準(試行)》，對中醫醫院的醫療質量和工作效率進行管理。
由于中醫藥事業發展得到國家的重視與支持，這一時期是中醫醫療機構恢復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增長最快的時期。到1985年全國中醫醫院已經發展到1455所，近90%的綜合醫院建立了中醫科，與1981年相比，中醫醫院數量在短短4年間增長了近一倍。
改革發展 科學引導——
中醫藥管理機構的完善促使中醫藥事業步入改革發展的新階段。衛生部制訂了《中醫事業“七五”發展規劃》，中醫藥的發展思路是“以機構建設為基礎，以人才培養為重點，以學術提高為依靠”。“七五”期間，每個縣應有一所不少于60張病床的縣級中醫醫院或民族醫院，缺乏條件的邊遠地區和人口稀少的縣，可先建立中醫或民族醫門診部。
1986年，衛生部先后到吉林、黑龍江、山東等省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10月29日至11月2日，衛生部在湖北沙市召開了“全國縣級中醫醫院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將中醫醫院的建設與管理從城市擴大到農村，提出了“縣縣建中醫院”的號召。會議提出了3個重要的導向性指標：門診、病房中醫藥治療率分別不低于85%和70%;中醫藥人員不少于醫藥人員的70%;中醫藥人員應占院級領導的多數。此次會議擬定了《關于加強縣級中醫醫院建設的意見》。縣級中醫醫院的建設和管理有了比較明確的遵循依據。此時，全國已有半數以上的縣建起了中醫醫院。
為進一步推進中醫醫院的建設，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召開了兩次全國中醫醫院分級管理工作會議，制定了《中醫醫院分級管理辦法與標準》等文件，將中醫醫院管理體制推向全方位科學管理模式。
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了“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依靠科技與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推動中醫醫療機構建設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立足特色 高效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醫醫療服務體系逐漸建立健全，中醫醫療機構發展迅速。對比2018年與2012年的數據可見，中醫醫療機構從39382個增加到60738個，中醫類醫院從3397家增長到4939家，中醫類診所從3.4萬家增加到5.2萬家，從業人員總數從48.8萬人增加到71.5萬人，年診療人次從7.4億增加到10.7億。全國約78%的縣級中醫院達到二甲及以上水平。
到“十二五”末，中醫重點專科數達到1495個，在此基礎上，又遴選出219個國家區域中醫(專科)診療中心，建立起分層次的專科專病體系。截至2017年底，三級中醫醫院已經全部參與醫聯體建設。中醫藥在SARS、流感、埃博拉出血熱等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和地震、泥石流等突發公共事件應急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2019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印發了《三級公立中醫醫院績效考核指標》，引導三級公立中醫醫院進一步落實功能定位，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中醫醫療服務。時間回溯到13年前，2006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印發關于《中醫醫院中醫藥特色評價指南(試行)》和《中醫醫院(三級)中醫藥特色評價細則(試行)》的通知，對中醫醫院的內涵建設進行了規范。
在中醫醫療機構的建設之路上，以中醫為主的辦院方向和發揚中醫藥特色優勢的信念貫穿始終，為中醫醫院發展開出一劑強身健體的“處方”，真正回歸中醫當家做主的本位。
探索一條“固本培元”的路徑：讓中醫院校盡顯特色
粗粗算一筆賬，衡陽會議之前，全國26所中醫高等院校和30所中等院校每年的畢業生總數是8千人左右，如果不計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專業技術人員減員率，按現有的培養速度，恢復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醫規模，至少需要70年。
唯有后繼有人，中醫才能發展下去。用崔月犁的話說，光有“廟”不行，還得把各路“神爺”請回來。
重教興學 力推建設——
1985年8月10~16日，衛生部在合肥召開全國中醫工作和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了《中醫、中西醫結合事業“七五”發展規劃》，提出首先要加強現有24所中醫學院的建設，充實改善設備條件，挖掘潛力，擴大招生數量。加強醫院建設，在保證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建設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和建立縣及市(地)一級中醫醫院。加強科研工作，重點加強現有部屬及省級中醫藥研究院、所建設。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師帶徒，中醫從來沒有教授頭銜，不能進正規大學。衛生部沒有權力評教授，這些權力歸屬于教育部。為了發揮名老中醫的特長和積極性，崔月犁和教育部協商，要了一些教授名額，用這些名額給全國的名中醫評了教授，從此，中醫藥系統有了第一批老中醫教授。有了教授的頭銜，才可以名正言順地到中醫藥大學來授課。
1985年，國家計委撥出5億元用于改建擴建醫學院校附屬醫院，其中1.5億元分配給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用于加強中醫實習基地的建設。
1988年，全國中醫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1988~2000年中醫教育事業發展戰略規劃》，提出了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多種辦學形式并存，規模適度、專業齊全、層次分明、結構合理、有特色的中醫藥教育體系的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1993~1996年間，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一批師資力量雄厚、設備優良的中醫學院升格為中醫藥大學。
至1989年底，在黨和國家出臺的中醫藥政策保障下，全國衛生機構中醫藥專業技術隊伍發展到54萬人，比上一年增加1萬余人。全國中醫醫院發展至2070多所，高等中醫藥院所達到33所(含民族醫學院和二級學院)，中等中醫藥學院和中醫藥職業技術學院達到66所。
1995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了北京、南京、上海、成都等6所中醫藥大學及中國中醫研究院建立第一批中醫藥博士后科研流動站。至此，更高層次的中醫藥人才培養模式逐步建立起來。
傳承創新 多元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藥高等教育培養出近200萬名中醫藥專門人才，充實到中醫醫療、保健、科研、教育、產業、文化及對外交流與合作等各個領域，為支撐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構建我國獨具特色的衛生與健康服務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近年來，中醫基礎課程、經典課程、臨床課程建設得到加強，學科專業結構不斷優化，從中醫學、中藥學兩個專業，逐步擴大到中醫學、中藥學、針灸推拿學、中西醫結合等專業，建設了794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還獨立設置了一批民族醫藥專業，促進了少數民族醫藥教育的保護和發展。
如今，為進一步凸顯中醫特色，中醫藥院校積極支持國醫大師、名老中醫藥專家、中醫學術流派代表性傳承人“進課堂”傳授學術思想和臨床(實踐)經驗。大部分中醫藥院校開設了中醫藥師承教改實驗班，如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岐黃國醫班、安徽中醫藥大學的新安醫學班等，探索出了一條院校教育、師承教育與家傳教育相結合的中醫特色教育道路。
截至2017年，全國開辦高等中醫藥類專業院校數達到317個(其中，獨立設置的高等中醫藥本科院校25所)。有200余所高等西醫藥院校或非醫藥院校設置中醫藥專業，6所中醫藥院校入選“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11個中醫藥相關學科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全國高校中醫藥類專業在校學生總數達85.8萬人。(李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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