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李好仁，1943年生于山東濰坊。小時候，舅父是當地名中醫，經營中藥鋪，這使我耳濡目染，對中醫產生了興趣。
1958年夏，我中學畢業后考取了山東省臨朐衛生學校。在校期間，我受到了名中醫馬中山老師的培養，這為我奠定了中醫理論和臨床基礎。
1961年，從衛校畢業后，我先后在縣醫療大隊、公社衛生院、衛生所從事中醫工作。在日常門診、病房醫療過程中，我深感自身中醫理論和臨床經驗的不足，又于1965年夏考入山東中醫學院。
畢業后，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利用業余時間系統地鉆研了《醫宗必讀》《瀕湖脈學》《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等經典中醫著作，加深了我對中醫理論的認知和理解，臨床能力與日俱增。
十年“文革”結束之后，在中醫后繼乏人、后繼乏術的嚴峻形勢下，衛生部、國家勞動總局發布《關于從集體所有制和散在城鄉的中醫中吸收一萬名中醫藥人員充實加強全民所有制中醫藥機構問題的通知》，旨在從全國范圍內，通過考試，選拔招募一萬名中醫各科醫師，充實到中醫隊伍中來，以壯大中醫力量。我有幸報考了吉林省300名中醫師選拔考試，并以優異成績，被錄用為中醫內科醫師，分配到原吉林省渾江市葦沙河醫院從事中醫工作。
清楚地記得1979年冬天的一個上午，一王姓少年被馬蹄傷鼻面，上嘴唇被踢裂，上腭骨損傷，滿臉流血，嗥嗥痛哭，情勢十分緊急。其父急忙邀我到場診治，我當即用一張報紙剪了一個洞，當作消毒巾罩在傷兒面部，用白酒洗凈了傷口，止住了血，為傷兒實行了縫合，使其脫離了險境。后經十余天預防感染、活血化瘀中藥治療，傷兒得以痊愈。拆線后，傷兒鼻唇處僅僅留下輕微傷痕。一家人萬分感激，臨春節時還送我4包餅干、一筐蘿卜。
同年臘月，一周姓老人因上山砍柴，路經一狹窄溝路時，巧被滾落下山的圓木砸傷左足，當場足背崩裂，血如泉涌，昏倒在地。待我趕赴現場時，老人已是面色蒼白、汗出如洗、肢冷脈伏……我立馬讓其家人熬了人參湯，叫老人喝下，并迅速剪開老人傷足的鞋子，清創止血、予以縫合，后經1個多月治療，老人奇跡般的痊愈。待過春節老人家殺年豬時，還送我5斤豬肉和他親種的兩個葫蘆瓢。
1983年春，我從地方衛生院調往“吉林冶金地質勘探六O一隊”擔任野外隨隊醫生。除服務本隊職工、家屬之外，也為當地鄉民服務。那時，當地醫療資源落后，我的中醫能力得以大顯身手，為周圍患者解除了不少痛苦，贏得了“601好醫生”的美譽。1987年，經考試合格，我被晉升為主治中醫師。期間，我于《遼寧中醫雜志》《健康報》中醫專刊等醫學報刊，先后發表文章18篇。
1989年秋，我被調往“冶金地質勘探六O六隊”，被吉林省通化師范學院聘為中藥培訓班教師。后來，我當選為政協通化市第三屆委員。此后，我先后連續多次提交了我對中醫藥事業的提案。其中，“中醫應盡快立法”“中醫應當走院校培養、以師帶徒、自學成才相結合之路”等等觀點，得到各級政協的重視認可，及相關部門的滿意答復。
1995年，經考試、答辯、論文等程序，我晉升為副主任中醫師，隨后被批準開辦中醫診所。
黨的十九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醫藥事業突飛猛進。對此，我感到無比欣慰。作為一個50年職業生涯的中醫人，我仍在用岐黃之術為炎黃子孫服務，這就是文化自信!
2018年5月，通化市中醫管理局根據國家《中醫醫術確有專長人員醫師資格考核注冊管理暫行辦法》文件精神，讓我接收了兩名中醫學徒，我非常高興。根據相關規定，我規范制訂了教學規劃，以中基、中診、中藥、方劑為基本教學內容，采用“一對一”“手把手”教學方式，經過嚴格的理論學習和臨床實踐，兩名中醫學徒通過考試合格，成為名副其實的師帶徒的中醫師，實現了我中醫傳承的夢想。(李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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