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張蓋倫
“這么重要的榮譽，我夠格嗎?組織上同意嗎?”共和國勛章頒發人選公示前，面對前來征求意見的評選組，屠呦呦的反應，是反復確認這些問題。
她總說，感謝黨和國家給她這么大的榮譽。盡管已經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4年，盡管名字已經近乎家喻戶曉，但屠呦呦依然保持著低調，依然頑強“抵抗”著外界的關注，依然還不習慣成為注目的中心。
屠呦呦始終惦記的，就是青蒿素。
4年前，當“滿世界都是屠呦呦”時，她對時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說的話卻是——“院長，可以了吧，趕緊停下來。我不太愿意搞這些場合上的事情，是時候談談青蒿素的具體問題了吧。”
國家任務
屠呦呦一直在跟青蒿素的具體問題打交道。
1969年年初，剛過38歲的屠呦呦已經在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工作了快14年。屠呦呦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同年到中藥研究所工作,后脫產兩年半參加衛生部委托中醫研究院舉辦的“西醫學習中醫班”。
那年1月21日，屠呦呦了解到一個全國性大協作項目――“523”任務，她的科研人生就此迎來轉折。
“523”任務，是一項援外戰備緊急軍工項目，也是一項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蓋了瘧疾防控的所有領域。
抗瘧藥的研發，就是在和瘧原蟲奪命的速度賽跑。
中醫科學院中藥所原所長姜廷良說，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實的中西醫知識和被同事公認的科研能力。
“能夠參與這樣重要的項目非常不容易。她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 與屠呦呦共事幾十年的同事、中藥研究所研究員廖福龍說。
人們常講，好奇心是科學家研究的第一驅動力。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支撐屠呦呦堅持下來的，是“責任”和“擔當”。屠呦呦那時常提的，就是國家培養了她，她也得為國家做些事情。“交給你任務，當時對我們來說，就努力工作，把國家任務完成。只要有任務，孩子一扔，就走了。”
接手任務后，屠呦呦翻閱古籍，尋找方藥，拜訪老中醫，對能獲得的中藥信息，逐字逐句地抄錄。在匯集了包括植物、動物、礦物等2000余內服、外用方藥的基礎上，課題組編寫了以640種中藥為主的《瘧疾單驗方集》。正是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鑄就了青蒿素發現的基礎。
190次失敗
到1971年9月初，課題組篩選了100余種中藥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樣品200余個，但結果令人失望。
屢屢受挫，課題組面臨困境。“我也懷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對了，但我不想放棄。”屠呦呦回憶道。
重新埋下頭去，看醫書!
從《神農本草經》到《圣濟總錄》再到《溫病條辨》……終于，葛洪的《肘后備急方》中關于青蒿抗瘧的記載跳了出來，給黑暗中摸索的課題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為什么古人用“絞汁”?是不是加熱破壞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屠呦呦決定用沸點只有34.6℃的乙醚來提取青蒿。“那時藥廠都停工，只能用土辦法。我們把青蒿買來先泡，然后把葉子包起來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實驗，我們才真正發現了有效成分。”屠呦呦說。
實驗過程繁復而冗長。1971年10月4日，在190次失敗后，191號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樣品抗瘧實驗的最后結果出爐――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為中醫研究院瘧疾防治小組的代表，在全國“523”辦公室主持的南京中醫中藥專業組會議上做了報告。她報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瘧、猴瘧抑制率達100%的結果。
匯報了以后，“523”辦公室便要求，“今年必須到海南臨床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
那時，藥廠停了，課題組只能土法上馬，制備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他們用7個大水缸取代實驗室常規提取容器。當時設備簡陋，沒有通風系統，也沒有實驗防護。屠呦呦整天泡在實驗室，回家后滿身都是酒精味，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但困難依然有。在個別動物的病理切片中，研究人員發現了藥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藥理人員堅持，藥物的毒理、毒性情況還未完全明確，上臨床還不夠條件。
“我當時心里很著急。”瘧疾這種傳染病有季節性，一旦錯過當年的臨床觀察季節，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屠呦呦干脆向領導提交了志愿試藥報告。“我是組長，我有責任第一個試藥!”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員住進了北京東直門醫院，當起了人體試毒的首批“小白鼠”。之后，科研團隊又在中藥所內補充5例增大劑量的人體試服，受試者情況良好，未出現明顯毒副作用。
緊接著，屠呦呦等人攜藥去往海南昌江地區進行臨床驗證。結果顯示，該藥品對當地、低瘧區、外來人口的間日瘧和惡性瘧均有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對11例間日瘧患者,有效率達100%。
之后，屠呦呦課題組的組員鐘裕蓉，在同事倪慕云工作的基礎上，分離出了有抗瘧作用的有效單體。
對青蒿素特別執著
其實，在漫長的抗瘧狙擊戰中，全國多家科研機構一直協同作戰。1978年在揚州召開青蒿素鑒定會時，主要研究單位就列了6家，主要協作單位有39家，參加鑒定會的人員達到100多人。這些單位用青蒿制劑和青蒿素制劑進行了6500余例臨床驗證。
青蒿素類抗瘧藥，是舉國體制的成果、集體主義的結晶，也是自主創新的杰作。屠呦呦常常強調，榮譽，屬于科研團隊中的每一個人，屬于中國科學家群體。
在2015年獲得諾貝爾獎生理或醫學獎之后，老人平靜的生活也一度被打破。對場面上的事，她能躲就躲。2015年12月，在屠呦呦赴瑞典領獎之前，單位本來在機場貴賓休息室組織了一場媒體群訪。但屠呦呦自始至終沒有現身——她通過其他通道上了飛機。
是高冷嗎?熟悉她的人說，這是誤解，其實就是老太太害羞、臉皮薄。
但對科研，對自己真正熱愛的青蒿素事業，屠呦呦不躲不避。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原司長曹洪欣說，屠呦呦不講“場面話”，就是直來直去，“是那種跟年輕人拍桌子，也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每次開會，屠呦呦從不說什么“這好”“那好”，就是一針見血指出問題。“執著，對青蒿素特別執著。她這輩子就做青蒿素，一說青蒿素眼睛就亮。”曹洪欣回憶。
盡管年事已高，身體也不好，但89歲的屠呦呦還在做研究——她負責把握青蒿素研究中心一些原則性和方向性的問題。如今，屠呦呦團隊已經在“抗瘧機理研究”“抗藥性成因”“調整治療手段”等領域取得新進展。
今年8月，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科技園一期工程青蒿素研究中心在北京大興舉行了奠基儀式。那是屠呦呦數次上書、念茲在茲的現代化中醫藥科研平臺。建成后，它將助力屠呦呦團隊，為青蒿素藥用價值的進一步研究深化提供基礎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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