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世紀之交，我國改革開放迎來新的發展階段，對中醫藥事業發展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隨著現代醫學及科學技術的發展，中醫藥融入現代語境、與其他學科對話的呼聲強烈;另一方面，我國對外開放加大步伐，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需求更加迫切。在此背景下，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施行，2004年，《中醫藥學名詞》國家規范頒布，成為這一時期標志意義的事件。此外，2003年“非典”期間，中醫藥的出色表現開始讓人們重新審視其巨大價值。
(1)199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將“中西醫并重”作為我國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之一。
(2)2003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施行。
(3)2004年，《中醫藥學名詞》國家規范頒布。
(4)2004年2月，全國中醫藥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衛生部部長吳儀發表《努力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重要講話，指出中醫藥為取得抗擊“非典”取得階段性勝利做出積極貢獻。
(1)歷史陳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施行：引航發展，依法保障中醫藥事業
2003年4月7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令第374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自2003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
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的中醫藥行政法規，標志著我國中醫藥法制化建設步入新階段。
《條例》從總則到附則共39條，4000多字。從1983年全國人大代表董建華領銜提出制定中醫藥法的議案到2003年《條例》頒布施行，經過了20年。
這20年，無數中醫藥界人士為它鼓與呼;這20年，中醫藥法制建設的接力棒傳了一代又一代人。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黨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并提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中醫藥的現代化建設和法制化發展也成為題中之義。中共中央【1978】56號文件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1982年憲法第21條明確列入“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
但中醫藥法制化建設之路并非一帆風順。
1983年起，經過幾年反復調研、論證，中醫藥法起草征求意見時各方爭議較大。之后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批示，先由國務院制定條例，待條件成熟之后再由人大立法。1986年，國家中醫管理局成立。有了相對獨立的主管部門，《條例》制定工作也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1995年，佘靖調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分管中醫藥法制建設工作。她回憶，《條例》出臺前，衛生部門、中醫藥管理部門及其他相關部門已經制定了許多中醫藥制度，許多省市也已出臺相關地方性法規。但與中醫藥事業日益增長的發展需求相比，中醫藥法制建設還存在一定差距。在當時的形勢下，現實情況迫切需要一部保障中醫藥發展需求的法規。
世紀之交，風云際會。疾病譜變化、醫學模式轉變、健康觀念改變、海內外對中醫藥的需求給中醫藥事業帶來機遇和挑戰。
同時，社會上對中醫藥有許多爭議。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原副局長吳剛時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人事與政策法規司司長，他告訴記者，“中醫藥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得到肯定，黨和國家的政策也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
然而，“制定過程十分復雜、曲折。”佘靖回憶，每一步都面臨諸多問題，最大的困難就是無法達成共識。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政府各相關管理部門、甚至行業內部，每一個層面都有不同認識。“社會上有聲音要將中醫藥排除到國家醫療衛生保健體系之外。相關管理部門對各自在發展中醫藥中承擔的責任認識不一。行業內部對《條例》制定的目的是促進行業發展還是加強管理意見不一。”佘靖說。
“最大的分歧在于制定《條例》的目的究竟是促進行業發展還是制定行業規范。”吳剛說。這一點從《條例》的名稱更迭也可見一斑。佘靖回憶，從《中醫條例》到《中醫發展條例》再到《中醫藥條例》，名稱幾易。
調研、起草、征求意見、再調研修改，這個過程持續反復。“負責具體制定條目的同志找到我訴說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時難免情緒激動。我常鼓勵他們繼續堅持,努力和各方形成共識。”佘靖說。
2001年1月11日的一次長談打破了這樣的僵局。“這個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它太重要了。”佘靖說。當時她擔任衛生部副部長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與當時擔任國務院法制辦主任楊景宇面對面交談了兩個多小時并最終達成共識。
談話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明確《條例》的宗旨，一方面是保護、扶持中醫藥事業發展;同時加強中醫藥行業規范管理，增強中醫藥在國內市場和國際上的競爭力。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保護人民健康。
這次交談為《條例》的制定找到了統一認識、形成共識的基點。
2003年4月2日國務院第3次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終于公布。
《條例》規定了一系列中醫藥繼承、創新、保障的措施;加強了中醫藥機構、人員、廣告等方面的管理;明確了各部門職責。
“《條例》施行后，中醫藥發展不再只是中醫藥行業內部的事，也成為各級政府的職責。”吳剛說。
此外，《條例》對一些中醫藥領域爭議較多的議題采取“求同存異”的方針，尊重各方合理意見，鼓勵多樣化探索。
“《條例》第一次以專門法的形式確立了中醫藥在保障人民健康、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僅對中醫藥行業是極大的鼓舞，對推動全社會都來關心支持中醫藥事業、弘揚祖國優秀傳統科學文化、促進中醫藥走向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中醫藥法》提供了一個基礎。”佘靖說。
(2)歷史陳述
《中醫藥學名詞》國家規范頒布：架起“橋梁”，溝通內外中西
翻開中醫書籍，中醫名詞“證”“癥”與醫學名詞“征”會讓許多初學者困惑，這些名詞究竟有什么區別，適用范圍如何界定?
經過數千年發展演變，一些中醫藥名詞術語的概念模糊不僅困擾中醫藥學術界和出版界，也阻礙了中醫藥的現代化發展和對外交流。
1998年，時任中國醫史文獻所副所長的朱建平察覺到了這個問題。“起因純屬偶然。”朱建平說，當時受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馮珠娣教授的邀請編寫《中國醫學史》教材，但如何翻譯成了擺在他面前的一個難題。美國標登出版社指定按照1995年出版的《英漢漢英中醫詞典》來翻譯，但這是英籍專家魏廼杰(Nigel Wiseman)的個人詞典，與專家共識的規范標準還有一定距離。“我當時就想，中醫是中國最有特色的學科，應該有我國的標準翻譯，但問了問還真沒有。”這種現狀讓朱建平耿耿于懷。
一年后，朱建平得到一本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簡稱全國科技名詞委)主辦的刊物。他發現醫學、藥學都有相應的名詞審定委員會，專門負責規范相關中英文名詞術語。多方聯系后朱建平得知，全國科技名詞委早在4年前就想成立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但未能成立。這次，雙方一拍即合。
在時任中國中醫研究院(現稱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王永炎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6月全國科技名詞委發出【2000】035號“同意成立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函”。2000年8月，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了。
△第一屆中醫藥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時的合影。
有人說，你恨誰就讓誰去編詞典。常常為編訂一個詞條，朱建平和研究團隊的同事們需要查閱古今中外難以計數的資料，甚至還要做繁瑣的考證。“實在是太苦了，你看到一個詞、一個釋義，背后我們的工作你根本無法想象。不過一代人有一代的責任，再苦再難也總得有人去做。”朱建平如是說。
中醫藥名詞委專家的敬業精神讓朱建平和他的團隊備受鼓舞。第一屆委員會的委員多數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專家，當時48位委員的平均年齡已達60多歲，其中年紀最長者干祖望教授已近90高齡，但他們依然樂此不疲。“我們請到干教授的時候他特別高興，他說你們還把我當年輕人一樣用，我很開心。”朱建平回憶。
朱建平至今還保留著一沓厚厚的資料，是任繼學用毛筆對詞條做的批注。當時75歲的任繼學每次開會前都會先審閱送審稿。查閱大量資料，字斟句酌地批注，每一個改動意見都會給出充分的理由和切實的出處。“每次他的修改意見都密密麻麻，非常細致，方便了我們研究團隊的核查。”朱建平說。
經廣泛征求意見、專家反復討論、四級審定程序，2004年第一部《中醫藥學名詞》國家規范問世。規范了5000多個名詞的中文名、英文名及定義性注釋，涵蓋了中醫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各科的基本詞匯。選詞范圍基本可滿足一個全科醫生臨床科研使用或一個外國人學習中醫使用。規范采用術語學方法編纂，以求更全面地反映中醫的學科概念體系和名詞術語體系。
信息時代來臨，《中醫藥學名詞》規范在溝通中醫藥學科內外，促進中醫藥與其他學科相結合、共同發展中的作用已經開始凸顯，也為中醫藥中外溝通架起了“橋梁”。奧地利衛生部前官員顧彬娜(Mag. Gertrude Kubiena)教授在當地開辦中醫學校，她看到第一部規范后激動地對朱建平說，“太好了，我們要把這個規范拿到奧地利當教材使用。”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用二十年干了這件事。”如今，第一屆中醫藥名詞委中有15位顧問、委員已經離世，新生力量正在不斷補充。“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現在國家正在倡議‘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我們將規范譯成阿拉伯語、法語、俄語等語種。我們還在積極推動相關國際標準及名詞術語多語種查詢系統建設，把中醫藥名詞術語規范推向世界。”朱建平說。
(3)歷史陳述
中醫藥抗擊“非典”：臨危受命，建立中醫藥應急體系
2003年春天，一場疫情打破了春天的平靜。這個肆虐的病毒，被世衛組織定名為“SARS”。
5月上旬，疫情仍舊嚴峻，中醫藥參與治療SARS的呼聲越來越高，87歲高齡的國醫大師鄧鐵濤上書中央力挺中醫介入，并撰寫學術文章以供治療參考，中醫藥進入了抗非的主戰場。
5月11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了SARS中醫藥治療方案。隨后，北京采取措施保障所有定點醫院都有中醫藥的參與。到5月中旬，多半病人使用中西醫結合治療，效果明顯，疫情開始得到控制。
2003年6月8日，中日友好醫院第十二SARS病區的3名SARS患者結束隔離，加上前幾天陸續康復出院的13名患者，該院的醫護人員在這16名患者身上創造了一個紀錄：使用純中醫藥的方法治療SARS獲得成功。
這16例SARS病人由時任中日友好醫院臨時SARS醫院病區主任的仝小林治療小組收治，使用中醫藥治療，全部治愈，平均退熱時間僅4.5天。
而一個月前，在中南海召開的“在京名中醫座談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問了與會者一個問題：用純中醫藥的方法治療SARS效果會如何?沒有人能給出完全肯定的答復。坐在吳儀對面的仝小林說：“可以試一試。”
回到醫院，仝小林和時任中日友好醫院醫務處處長的石效平主動請纓，嘗試用中藥治療SARS：沒有經過西藥治療的初診SARS病人，交給仝小林。
仝小林頂住壓力，帶領治療小組從中醫的溫病理論出發，使用4月份以來總結出的“四期八方”中醫治療SARS方案，同時做到不使用糖皮質激素、抗病毒藥物、免疫調節劑等西醫常規用藥，在沒有明確的細菌感染證據前，不使用抗生素，療效理想，成功挽救了16例患者的生命。
以此為經驗形成的世界唯一一份純中藥治療SARS的報告，被世界衛生組織肯定。
抗擊SARS期間，時任香港醫管局專業及公共事務總監的高永文帶著專家到廣東省中醫院深度考察后，邀請該院醫療人員去香港地區援助抗擊SARS。廣東省中醫院決定由時任廣東省中醫院芳村醫院院長助理的楊志敏和時任廣東省中醫院大呼吸科主任的林琳帶著醫療隊去香港地區援助。他們為香港地區的SARS疫情控制作出了重要貢獻。
有人說，SARS帶來了一場透明度的革命。而鄧鐵濤說，SARS是中醫藥命運的轉折。
這一役，讓當時處于低潮的中醫藥事業出現轉機，使得香港地區看到了“中醫抗非”的結果，打破了中醫藥不能進入香港公立醫院的歷史。此后，香港公立醫院開始設立中醫門診。
近年來，部分省市陸續出臺中醫藥應急救治實施方案。中醫藥應急體系逐步建立，救治能力逐步提升。各地積極制訂了針對各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中醫藥應急預案，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形成了療效明確、數據詳實、程序規范的診療方案。
改變已有成果。在2009年爆發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的中醫藥治療甲流的方案，成為阻擊疫情的中堅力量。
2013年，北京治療首例人感染H7N9患兒，就采用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方法。在重大疫情中，中醫藥的地位已經愈發凸顯。(徐婧 羅乃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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